茶道之哲学阐释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中华民族之国粹。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中国茶业，最初兴于巴蜀，其后向东部和南部逐次传播开来，以致遍及全国。到了唐代，又传至日本和朝鲜，16世纪后被西方引进。“三皇·炎帝神农氏，周·鲁周公旦，齐相晏婴，汉·仙人丹丘子。黄山君。司马文园令相如……晋·惠帝……”（《茶经·七之事》），唐·白居易，陆羽，宋·徽宗，蔡襄，王安石，苏轼，清·康熙，乾隆等等俱为好茶之士，并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茶雅俗共赏，居于世界三大天然饮料之首。中国在茶业上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
茶文化之核心为茶道，中国器物文化能上升到道的层次的唯有茶文化，茶道是茶与道的融合与升华。对茶道的阐释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茶文化，更有利于我们把握和弘扬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欲把握茶道，首先必须对道──这一哲学范畴进行考古学的发掘。
一、“道”、“得道”与中国传统直觉体悟式思维
自老子将具体事物之道发展为哲学之道，道便成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统惯于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之始终，并随着历史的演变，不断具体丰富，是各个时期哲学家们思考的中心。道本义为道路之道，引伸为宇宙法则、终极真理、事物运动的总体规律，万物的本质或本源。道，有儒家之道、道家之道、佛教之道，各家之道不尽一致。各家各派都按照各自的哲学观点去阐释道，赋予道范畴以本家本派的内涵。但是，老子所确立的──道是天地万物的本体或本原，是存在之根据──这一权力话语体系得到了各代各家各派的认同并践行。道这一范畴巳成为宇宙本原、普遍规律性的代名词。
“道”实质上被建构为永恒的真、善、美。在认识论上，“道”是超越常规认识的目标；在价值观上，“道”是超凡脱俗的崇高境界；在本体论和宇宙论上，“道”是万物的始基和宇宙演变的依据和整体。金岳霖《道论》曾经说：”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道是可以储存一切事物──生命和非生命的，神圣和非神圣，自我与非我的──既隐喻又实体性的神圣、神奇，神喻的子宫。“道”作为现象之本体、作为变化多端的世界之动力和不变的永恒者，被描述得具体、生动而玄妙，从而加强了“道”在世人面前的魅力和吸引力，使人对于得“道”这种理想的追求，或者说对于现实的超越要求更加强烈了。得道便是永恒，得道便是超越，得道便是生命常青。道是生生不息的，具有永恒的活力；而个体生命是有限的，短暂的；只有求道修道而后得道，那么个体生命便会超出有限性而获得永生。当人经过修炼，主要是通过超越常规认识，而达到与“道”沟通甚至能与“道”一体化时，人就能在“得道”中达到永恒。如老子所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十六章）。就是说，在人得“道”即“知常”以后，纵然身亡，其精神也会与“道”一起常存，永垂不朽，即所谓”道乃久，没身不殆”也。同样，道也是孔子的理想。孔子认为，有一个比周礼更高的标准，那就是“道”，他一生的奋斗，就是要推行他的道。孔子自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他认为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知道。行道，他一生以弘扬和推行道为己任：“朝闻道，夕死可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雍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孔子认为鲁国作为周公之后，是奉行周礼的模范，但鲁国还需要变一下才能“至于道”。后来韩愈在《原道》中首先提出儒学之道的传授系统，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儒道两家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道的思想。儒家创始者孔子，罕言天道，注重人际关系，着重发展了人道方面。而道家创始者老子，鄙斥仁义，注重自然天道，着重发展了天道方面。
“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之难言，常令古今中外圣贤。学者浩叹不已。老子《道德经》洋洋五千言，但始终没有明确说过道到底是什么。他也反对对道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他认为“道可道，非常道”，一旦对道作了明确的规定，道的本来面目就要被歪曲了。道生成万物，又作为大地万物存在的根据而蕴涵于天地万物自身之中，道是普遍存在的，无间不入，无所不包。“道在器中”，“道不离器”的命题指出，普遍性的“道”寓于一切特殊事物之中，世界上没有脱离具体事物的“虚悬孤致之道”。但道不同于可感觉的具体事物，它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是构成天地万物共同本质的东西。所以，不能靠感觉器官来体认，也难以用普通字词去表达，只能用比喻和描述来说明它的存在。他只是对道的各种表象，功能进行描绘，对它作隐喻式的表述，同时又处处运用它来说明自然和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他要求人们通过这些描绘、表述和运用，去体会和领悟道的真相。王阳明亦指出：“道不可言也，强为之言而益晦；道无可见也，妄为之见而益远。夫有而未尝有，是真有也；无而未尝无，是真无也；见而未尝见，是真见也。”求道不能单凭感官目睹，关键还是要用心去领会和体验。人可以通过直觉体悟来“知道”、“得道”、“体道”，从而通达本质与真理之域。
中国传统的修炼方法强调在致虚守静、无思无虑的状态中，与天地之道相契合，通过直觉的方法获得对世界本质的体认。这一切，形成了重综合、重直觉的思维模式和致思途径，即用“致虚极，守静笃”和“清心寡欲”的一套神秘的、寻求顿悟的方法，去认识诸如“道”、“诚”一类难以用经验语言明确表述的范畴，认识心、性、人、天合一的哲理，体验用中而后执偏的中庸之道等等。
老子提出了“为道日损”的体道方法，庄子提出了“心斋”、“坐忘”的体道方法。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四十八章》）只要保持心境原本的空明宁静状态，不因外物的诱惑而丧失心灵的宁静，这样就可以回归到它的本根，从而呈现出虚静的状态。为学的目的是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如冯友兰先生所言，为道所得的是一种精神境界，为学所得的是知识的积累，是两回事。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的精神境界可能还是象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庄子亦提出具体的体道方法，其一为“心斋”。将心志凝聚为一，不用耳朵去听而用心灵去感应，不要用心灵去感应而要用气去感应。因此达到虚空的状态，就是“心斋”。其二为“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忘掉了肢体的存在，摈弃了才智思辩，好像身心都不存在了，进而与“大道”融为一体。
在此我们就可以发现中西形而上学形态的根本差异：西方传统哲学的最高目标在于设立一种纯粹的原理，它号称既是普遍的又是必然的，是在概念的逻辑推论中构造起来的。这就是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的最核心的内容，即本体论（Ontology）。中国传统哲学则有为学、为道的区分，把“道”当作是形而上学的最高目标，它不是在概念中被把握的东西，而是人们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加以体验的东西。如果说，西方本体论哲学所追求的是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真理”，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在“道”这面旗帜下所追求的是“人生境界”。
同理，中国的“道”之建构，与基督教的上帝及其“天国”之建构相比，至少具有三个不同的特点。第一，虽然两者都是与现实世界不同的理想目标，但其内涵不一样。基督教的理想目标，是指人格化神即上帝为首的理想社会，也称“天国”。在这个“天国”里没有人世间的一切苦难和罪恶。而“道”作为理想目标，是指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和具有“回天”之力的功夫，人只要达到这种境界和具有这种功夫，作为统治者可以使全社会消除苦难和罪恶，作为个人则可以使自身免除苦难和罪恶，变成如庄子所说的“至人”、“真人”、“神人”或孔子的“圣贤”、“君子”。第二，虽然两者都要求超越现实世界，但对现实世界的性质及其与理想目标的关系所作的理解不同。在基督教看来，现实世界是一个苦海，充满罪恶。因为，作为现实世界主要成员的人，是带着“原罪”出生的。因而现实世界与“天国”不仅原则不同，而且有一条完全隔离的鸿沟。儒道佛也认为现实世界充满了苦难和罪恶，但这样的苦难和罪恶的发生，并非人生而有“原罪”所致，而是原本与“道”一体化的人，在“礼乐”文化带给人异化的情况下，使人脱离“道”，与“道”隔离所致。老子所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四十八章），即此之谓也。此外，老子不仅不承认人有“原罪”，而且认为，未脱离“道”的人，也是“道”的整体之一端，如他所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二十五章）。第三，基督教把人的理想归宿，放在死后进“天国”；而儒道则把人的理想归宿，放在消除苦难和罪恶的现实世界，使人返朴归真，或进入大同世界。在老子、孔子的思想里，根本不存在人死后可以进入的彼岸世界。因此西方是重死和苦生，相反，中国则是轻死（或重生）乐生。
由道出发，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其思维方式是以直觉体悟式思维为特点，很少象西方哲学那样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对立起来，深思熟虑地考虑现象与本体的关系，并按照逻辑推理而展开系统性的论述。中国哲学著作大多是一些精粹格言式的论断组合，过多地凭藉自身的内省和顿悟去意会对象，其特点是言简意赅，富于辨证法，但缺乏实验性的求证，表现出一种直觉思维的特点。有的论著文字十分简约，颇具神秘色彩，以致后人对其解释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聚讼不已。
直觉思维的特点是整体性、直接性、非逻辑性、非时间性和自发性，它不是靠逻辑推理，也不是靠思维空间、时间的连续，而是思维的突然领悟和全体把握。这正是中国传统思维的特点。就是说，它不是以概念分析和判断推理为特点的逻辑思维，而是靠灵感，即直觉和顿悟把握事物本质的非逻辑思维。这当然不是说，它不运用逻辑思维，而是说，它不是自觉地或有意识地运用逻辑思维，而是把直觉作为认识本质、本体的主要方式。
就体验的实际内容而言，儒道佛之不同在于，儒家提倡伦理本体，道家提倡自然本体；儒家重视群体意识，道家重视个体意识，一句话，儒家强调人的社会性一面，道家强调人的自然性一面；但是，道家所说的自然，并不是感性的自然，而是本体化的自在自为的存在，这一点为后来的儒家所吸收。由此可见，儒道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不相容的，而是互相吸收、互相补充的。就其哲学思维的基本特征而言，二者都主张“体道”，因而都属于体验型思维。同样，佛教哲学的思维，除唯识宗对意识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其他各大宗派都很重视内心体验，禅宗就更加明显。佛教一般主张“无情”，这主要是指世俗之情和伦理道德情感，但是另方面它又提倡宗教情感及其体验，有些宗派进而提出有情之人皆有佛性以及“平常心是道”等学说，并不否定七情六欲的存在，这已经具有世俗化的倾向；至于佛教的静坐、禅定、数息之类，实际上正是宗教体验的重要方法，其最高成就则是达到“无思之思”，这也是一种最高体验。但是儒、释、道都追求内心与外物。本质与现象的深融统一，这是中国古代从精神上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只有把心与物。道与象综合起来，作统一的体察，这样才能接近世界的本体，掌握世界的真谛。
二、茶以载道------茶道与中华传统文化
我国今古名茶的品种，总数不下二三百种之多，其质量之精美绝伦，花色品种之丰富多姿，堪称世界之最。据现代科学证实，茶叶中含有蛋白质、脂肪、茶多酚、咖啡碱、脂多糖和十多种维生素等各种成分多达350多种（一说400种以上），富有营养，能调节生理功能，具有多方面的保健作用和药理作用。历代学者根据约500种古代文献资料的记载和研究成果，将茶的功效归纳为“二十四功效”，包括：少睡，安神，明目，清头目，止渴生津，清热，消暑，解毒，消食，醒酒，去肥腻，下气（消胀，止呃），利水（通小便），通便，治痢，去痰，怯风解表，坚齿，治心痛，疗疮治瘘，疗饥，益气力，延年益寿，其他（烧烟辟蚊蝇等）。茶可谓具有“厚德载物”之秉性。道寓于器,道在器中,茶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使茶与道得到融合、升华，与“文以载道”同，“茶以载道”得以成立，茶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
茶饮具有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修炼身心，这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因此我国历代社会名流、文人骚客、商贾官吏、佛道人士都以崇茶为荣，特别喜好在品茗中，吟诗议事、调琴歌唱、弈棋作画，以追求高雅的享受。古人把饮茶的好处归纳为“十德”：即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
中国人不轻易言道，在中国饮食、玩乐诸活动中能升华为“道”的只有茶道。茶道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人在唐朝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秦汉时期的《神农食经》已记载：“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唐《茶经·一之源》：“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茶道是以修道、行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是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的统一。茶道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备茶品饮之道，即备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思想内涵，即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把思想升华到富有哲理的、关于世界人生本体根据的、道的境界。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把当时所倡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在茶事活动中融入哲理、伦理、道德，“茶道”以茶为媒，通过沏茶、赏茶、饮茶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增进友谊、学习礼法、品味人生、参禅悟道，达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完善，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茶道所追求的是超越性与和谐性的有机统一。人的生存是现实的，也是超越的。处于现实中的人力求超越现实，克服现实的缺陷，摆脱现实的束缚，让身心得到解放和自由，让情感得到宣泄和升华。茶道首先追求在虚静玄观之中，通过直觉体悟达到对人生、对功利的精神上的超越。
中国茶道思想是融合儒、道、佛诸家精华而成。“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的陆羽接受儒、道、佛诸家影响，并能够融合诸家思想于茶理之中。把诸家精华与唐代文化的特色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基础，首创中国茶道精神。在陆羽的笔下，饮茶决不象烹肉、熬粥一样，为食而食，为生而食，而是把物性与人性融合在一起。”饮茶不只是一个物质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享受、精神陶冶、直觉体悟的过程，强调在茶事之中精行俭德，进行自我修养，陶冶情操，养成茶人品格。茶圣陆羽，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全力倡导和推行的茗饮方式，可令饮者能细心领略茶之天然特性；在茗饮中与清谈、赏花、玩月、抚琴、吟诗、联句相结合，旨在创造出一种清逸脱俗、高尚幽雅的品茗意境。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他认为茶的芬芳品味，能使人闲和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入于儒，出于道，逃于佛”，儒与道、佛合掺互补，是古代士人精神上的生态平衡学。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支配其社会观念和伦理观念。而道、佛两家所宣传的、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以及像闲云野鹤一般自然恬淡、无拘无束的生活情趣和清静虚明、无思无虑的心理境界，对士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渗透力。他们以老庄和禅宗哲学思想为基础，以求得精神上的超越和解脱，通过品茗、琴棋书画等修身养性方法加深涵养，以克制、忍让求得内心世界的平衡，保持感情与心理的和谐稳定。内在心性上的澄澈虚静。清心寡欲，就会表现为外在风度上的雍容大度，宽厚谦和，与人无争，怡然自乐，汰尽浮燥，归复天然。茶适应了中国士人“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性格和追求。茶使人产生一种神清气爽、心平气和的心境。当某些人经过仕途的坎坷、人生的磨难以后，他会从茶的清醇淡泊中品味人生，返朴归真。
在茶道中，静与美常相得益彰。古往今来，无论是羽士还是高僧或儒生，都殊途同归地把“静”作为茶道修习的必经之道。因为静则明，静则虚，静可虚怀若谷，静可内敛含藏，静可洞察明澈，体道入微。可以说：“欲达茶道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道家主静，儒家主静，佛教更主静。中国茶道正是通过茶事创造一种宁静的氛围和一個空灵舒静的心境，当茶的清香静静地浸润你的心田和肺腑的每一个角落的時候，你的心灵便在虚静中显得空明，你的精神便在虛静中升华净化，你将在虛静中与大自然融涵玄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文字五千卷”，是指老子五千言《道德经》。三碗茶，唯存道德，此与皎然“三饮便得道”义同。四碗茶，是非恩怨烟消云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羽化登仙。“七碗茶”对茶道直觉体验的细节作了详尽的描写，其中包含着庄子道家混同物我，顺乎自然，超越人生，大彻大悟的精神。“七碗茶”流传千古，卢仝也因此与陆羽齐名。
“和”是中国茶道的灵魂，是中国茶道的哲学思想核心，也是儒、佛、道三教共通的哲学理念。和而阴阳相调，和而五行共生，和是中庸之道，和乃”天人合一”。茶道的“和”其实就是“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的中国儒佛道三家思想杂糅的具体体现。中国茶道就是通过茶事过程，引导个体在美的享受过程中走向完成品格修养以实现和谐安乐之道。陆羽在《茶经》中指出，凡茶有九难“造、别、器、火、水、炙、末、煮、饮”，因而茶事活动是综合、协调“茶、水、器、火、境”各项要素的复杂过程；再者，风炉用铁铸从“金”；放置在地上从“土”；炉中烧的木炭从“木”，木炭燃烧从“火”；风炉上煮的茶汤从“水”。煮茶的过程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并达到和谐平衡的过程。
儒家思想是中国茶道思想的主体，是提携诸家思想的纲领。儒家的思想要求我们不偏不倚地看待世界，这正是茶的本性，儒家把“中庸”和“仁礼”思想引入中国茶道，主张在饮茶中沟通思想，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的友情。饮茶可以更多地审己、自省，清清醒醒地看待自己，认识别人。各自内省的结果，是加强理解，促进和谐，增强友谊。在儒家眼里和是中，和是度，和是宜，和是当，和是一切恰到好处，无过亦无不及。儒家对和的诠释，在茶事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泡茶时，表现为“酸甜苦涩调太和，掌握迟速量适中”的中庸之美。在待客是表现为“奉茶为礼尊长者，备茶浓意表浓情”的明礼之伦。在饮茶过程中表现为”饮罢佳茗方知深，赞叹此乃草中英”的谦和之礼。在品茗的环境与心境方面表现为“普事故雅去虚华，宁静致远隐沉毅”的俭德之行。
作为佛教中国化、简易化、世俗化的禅宗也创造了饮茶文化的精神意境。所谓“茶禅一味”也就是说茶道精神与禅学相通。从哲学观点看，禅宗强调自身领悟，“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即所谓“明心见性”，主张所谓有即无，无即有，重视在日常生活中修行，教人心胸豁达些，而茶能使人心静，不乱，不烦，有乐趣，但又有节制，佛教提倡坐禅，饮茶可以提神醒脑，驱除睡魔，有利于清心修行，与禅宗变通佛教清规相适应。所以，僧人们不只饮茶止睡，而且通过饮茶意境的创造，把禅的哲学精神同茶结合起来。茶文化实际上构成了中国佛教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僧侣们以茶供佛，以茶待客，以茶馈人，以茶宴代酒宴；于是，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庄严肃穆的茶礼，尤其是佛教节日，或重要的法会都举行较大型的茶宴。唐时有的寺院还可以为仕宦各界迎亲送友设置佛门礼仪的茶宴。宋代在敕建的寺院，遇到朝廷赐钦袈、锡仗、法器时都举行隆重庆典，往往用盛大的茶礼以示庆贺。日本茶道即是以禅宗义理为灵魂，倡导“和、清、静、寂”的茶道精神。
唐代著名诗僧皎然在他的“三饮诗”里将禅学、诗学、儒家思想三位一体表现得淋漓尽致。“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既为除昏沉睡意，更为得天地空灵之清爽。“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撒轻尘”，自己心神清静便是通佛之心了,饮茶为“清我神”，与坐禅的意念是相通的，达到“迷即佛众生.悟即众心佛”的境界。“三饮便得道，何需苦心破烦恼”，实现了“静心”、“自悟”的禅宗主旨。皎然把这一精神贯彻到中国茶道中，道家、佛家在茶中溶进了“清静”思想，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已与山水、大自然、宇宙融为一体，在饮茶中求得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这与禅的思想是一致的。但这与印度佛教相去甚远，在印度佛教看来，今生永不得解脱，天堂才是出路，当然饮茶无济于事。然而中国的佛教禅宗，主张“顿悟”、“大觉大悟”，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所以说，饮茶可以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佛理与茶理便有共同之处。儒家在仕途的坎坷中以茶培养自己超脱的品质，道家在茶中寻求一种空灵虚无的意境。三家在求“静”、求豁达、明朗、理智方面在茶中寻找到一致。
三茶道之现代意义
茶是色、香、味、形四美俱全之物，正可与人们追求真善美、追求超越的精神相契合；茶道的“和、静、清、俭”精神，恰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相适应。因此，现代社会弘扬茶道有着积极、深远的意义。
三千年道统在中国历史上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到了近现代在西方理性主义的冲击下，亦曾被彻底否决。但当今随着社会的发展，矛盾冲突的日益加剧，天地人道和谐共处的问题已成为摆在人类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期，机遇与危机都是前所未见的，人类生存状态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方面，新科技革命使人类拥有征服自然的巨大能力，积累了超过以往世纪总和的物质财富，展现出十分诱人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人的异化程度有增无减，现代文明创造的物质力量已达到可于瞬间毁灭人类的水平，这是“外在危机”；同时，现代文明形成的种种异己力量也在摧毁人的心灵，导致人的异化，“使人背离了他的真正目的”，“阻碍人的成长”，这是“内在危机”。于是，追求经济增长、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三者协调共进的“可持续发展”，日渐成为世人的共识。人类的使命并不只是谋求在物质上掌握世界，从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意义上说，物质增长不是进步的目的，而只是未来进步的一个前提条件，通过这一手段的运用，使人类能够在精神上掌握自身，达到精神与物质的和谐统一。
茶道所蕴涵的超越、和谐、俭省等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力弘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就是“和谐”，就是谋求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维持新的平衡，协调发展，即指从那种根深蒂固的动物性的、重占有的、片面的生存观念提升到注重生存意义与生命质量，强调人、社会、自然全面协调发展因而具有自我反思、约束及调节机制与效应的属人的生存观念，求得各方面的和谐发展，步调一致，做到当前发展与未来发展相结合，当代人利益与后代人利益相结合，发展经济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相结合，使我们的子孙后代能持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有的理性主义者认为，茶道以直觉体悟为认知手段，不合于逻辑推理，是非理性的东西，因而应当摈弃。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当今世界的重大理论课题之一，就是在人与社会发展中如何合理地协调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关于中西传统文化表现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问题，也是一个争论很多误解亦很多的问题。特别是，我国大陆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表现出祟尚理性主义同时贬低甚至否定非理性主义的理论倾斜。仿佛只有理性主义才是真、善、美的创造者，而非理性主义则只能产生假、丑、恶。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无论对于个体人的思维，还是作为人类的思维，其具体过程，尽管有以理性或以非理性为主导的倾向，但在思维的全过程和思维的本性上，两者都是缺一不可的。事实上，对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理性与非理性都是不可缺少的。把中国近现代的落后，简单地归之于非理性主义，是荒唐的。我们知道，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并没有使西方的中世纪发出光彩，而中国的非理性主义传统，却使中国在中世纪创造出当时举世无双的灿烂文化。就是说，从学理上看，理性与非理性并没有哪个高哪个低的价值区分。对于人和社会的发展，理性与非理性都是不可缺少的，并且是不可互相替代的。在西方，从近代到现代由于理性主义被强调得过了头，出现理性异化，如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使科学技术反过来统治人，压抑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又有意志主义、存在主义等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至今方兴末艾。这也有力地证明理性与非理性是不可替代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同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相辅相成。人既需激烈、昂奋、粗犷、豪放的阳刚之秉赋，也需平和、寂静、清悠、素俭、精进的阴柔之素质，阴阳共济，刚韧并存，乃有助健全人格之养成。酒性为阳，饮酒助豪情，茶性为阴，品茶添清雅。一侠一隐，一个热烈，一个冷静，故茶对人性的完善，有独特价值。
人们在功利生活中，难免产生浮躁、庸惰、焦虑、内心冲突等消极心理，心灵复归清静、恬淡和振作，是人所企求的心理需要。目前，我国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跃迁，又值经济体制转轨，人们对竞争的激烈、生活节奏的紧张和人际疏离已有深刻体验，故人性复归的冲动尤显迫切。茶的俭淡、精清、恬静、冲和的特质，与此种心理需要正相契合，故“茶道”内容，应反映现实社会处境下人们的心灵渴求，引导人们追求品茶精神境界，使品茶生活成为人生旅途的“绿色栖所”：茶香飘处，收敛奢欲，洗心涤烦，振作向上，消除情乏，自我整合，人伦和谐，其乐融融。
参考书目：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
陆羽吴智和《茶经》金枫出版社（台）
张立文《中国范畴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1月
魏·王弼《老子道德经》上海书店198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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