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植茶始祖塑造
摘要：神农氏是中华民族农神崇拜的化身，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尊神农氏为茶祖，是宏观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是尊重人们对茶业历史的认识过程。对茶功用的再认识，利用方式的创新和改进者不宜称为“祖”。茶树人工栽植的方法，是一个地区长期利用、认识、经验累积形成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发明，滥塑“茶祖”不利于茶文化健康发展。
关键词：茶祖；植茶始祖；茶树；种植
1 问题之缘由
21世纪初，长沙倡导“茶祖节”，宏扬茶祖神农文化；蒙山尊吴理真为植茶始祖，塑造蒙顶山为茶文化圣山，表彰对茶业茶事有贡献者为“茶祖”传承人；临安尊梅福、天台尊葛玄为植茶始祖，创造茶祖文化旅游节。一些微博文也争鸣热烈。余认为，茶祖与植茶始祖塑造不可热。
2神农氏是中华民族农神崇拜的化身
《说文》：祖，始庙也。祖者，人之始也，先也。祖为行始。研究茶的发现地域和利用时间，目标聚焦在三峡地区。茶的药用价值首先被当地远古先民所发现，进而其饮用、使用价值陆续被开发。茶树从一种野生植物被驯化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与人类生活结下了五千年不解之缘。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得荼而解。尊神农氏为茶祖，有特定的内涵，是炎黄子孙集体无意识农神崇拜的表现。后来者对茶功用的再认识，利用方式的创新和改进，算得上是专利发明，而不宜尊为“祖”。
神农之命名，源于古代先民对农业之神、医药之神、创造之神的崇拜。神农是一个部落首领，或许代表一个民族，或许代表一个神农时代。
神农氏的传说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传》云：“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末。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至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噬”。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周书》日：“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以助果瓜实”。
神话传说中，神农氏的功绩有五：制耒耜，教民始耕；作陶冶斧斤；日中为市，互通有无；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作琴以归神。有考古资料显示：新石器时代，人口寿命多在24～55岁之间，56岁以上少见，仰韶时期，平均寿命30多岁。神农氏一个人，在数十年的生命历程中，是不可能完成这许多重大的社会革命。
据现代考古资料：黄河流域的粟作文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足以证实农耕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同时，诠释了不同地域、时间的农神各有原型。烈山氏之子，柱，为稷；周弃，亦为稷。叔均，为田租。而更早发现“大禾”的南方农神，却滞后很长时期才融人中原文化序列。
因农神崇拜而塑造理想化、神秘化的神农氏，流行于战国时期，主要原因在于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与学派争鸣，有三十余种典籍记述神农传说。其中《吕氏春秋》、《淮南子》中记述较多。《世本》一书是最早将华夏三大人文始祖之一的炎帝与神农氏合二为一的“始作俑者”，而后又多有学者承袭《世本》之说，留下了许多难解的历史谜团和二千年的争议。
炎帝的传说圈在关中一带，神农传说则在长江流域的荆楚。时间有先后，氏族、地域有不同。在中华民族大碰撞中融合为炎黄为代表的华夏民族主流，则是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中华民族尊神农氏为农业始祖形象，是炎黄子孙团结和谐的体现。在探究微观史实中，发现与神农乃至炎黄相矛盾的线索，需辨清远古历史主脉与支脉的关系。要清楚典籍出现的背景与传承关系。不然将陷入矛盾而不能自拔。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得荼而解。陆羽据此肯定“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游修龄教授认为：“如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说茶作饮料发乎神农氏，是可以理解的。但经过百余年的考古学、历史学、农业起源、民俗学、神话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对神农氏的传说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宜简单地把神农氏看成五千年前发明饮茶的人物”。否定神农氏发现茶，不等于说“神农时代”还不知道利用茶。原始农业之初的采集阶段，人们已认识的植物种类至少有1400种以上，发现利用茶是可能的。
茶者，南方之嘉木。三峡两岸，左拥武陵，右揽熊山（即神农架）。聚居今巫山、彭水的远古巫蛋族先民，控制了当时弥足珍贵的盐泉资源，且靠山吃山，“往来灵山（巫山）采百药”。因而有条件用盐和茶（草药）与湖南澧水流域从事“象耕鸟耘”，崇拜“大禾”农神的民族交换谷物、纺织物等生活必需品。所以巫蛋族人才能“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且“百谷所聚”，生活丰裕。巴地的巫蛋族先民在神农时代发现和利用茶的考据，在《茶的利用始源于荆巴间》和《古代巴地巫蛋族的盐茶之缘》两文中已有较详的辨析。巴地民族利用茶的史实，口口相传，留存在所崇拜的农神功劳薄上，是氏族时期集体无意识的必然；在民族大融合中归结为中华民族崇拜的农业始祖神农氏所创造，亦是人类各民族文明进步发展的必然。
3茶的再认识和利用者不宜称茶祖
“荆巴间采叶作饼”是茶叶加工方法最早的文字记录。技出何人，无从知晓。往前查寻，有“晒干收藏”；而“生煮羹饮”和“咀嚼生叶”明确是摘生叶而用。往后至唐代，陆羽撰著《茶经》，蒸青饼茶的详细加工方法才广为流传。尔后，一些诗文中的只言片语传递了新的茶叶加工信息。“曝成仙人掌”，“斯须炒成满室香”。延续至近代，六大茶类及工艺改进、创新数以千计，这些有名无名的、有某一项或多项的发明、开拓者是否也要称为“祖”！陆羽是茶的利用理论、方法、文化的集大成者，是茶产业的奠基人，神农之后，陆羽功不可没，当时仅戏称“茶仙”，后世才尊为“茶圣”。
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21世纪，塑造“吴理真、梅福、葛玄等为植茶始祖”是现代“茶文化热”的滥觞。
刘勤晋在《茶文化学》指出：“茶文化，就是人类在发展、生产、利用茶的过程中以茶为载体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理念，信仰、思想情感的各种文化形态的总称”。研究茶文化、不仅仅是研究茶树的生长、栽培方式、茶的功能性成分及保健作用；也不是简单地把茶叶学加上茶叶考古和茶的发展史。重要的是研究茶在被利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和社会现象。
打造茶叶品牌，发掘地方茶史线索，提升地方茶的文化品位，无可厚非。但编造神话、传说，古其人、古其事，附会离奇怪事，哗众取宠，所得到的反应只能是一时新奇，更多的是似信非信或质疑。“文化搭台，企业唱戏”。为茶叶品牌打造，举办隆重茶事活动，创新众多的“茶节”是否能达到预期目的，有多少不是过眼云烟。难道不值得深思。
4人工植茶由农茶共管而衍变的分析
茶的利用，是采自野生茶树，而后有人为栽植茶树，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茶由药用衍变为饮料，大致在战国或秦代以后。需求增加，刺激生产发展。茶树的人工栽植，最早的说法是“巴子国园有芳翦、香茗”。此园中的“香茗”疑为自然生长于农地中的野生茶树，巴人在农地中采摘野生茶，逐渐认识了茶树的特征及对环境的要求，可视为人工栽植的初级阶段。
荆巴间（即川东、鄂西）是利用茶最早的区域，但先秦以前的典籍中几乎没有茶事的记载，这可能与巴人的文字和文字留存的方法有关。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巴蜀以外的人群是通过巴蜀地区认识了茶和茶的利用方法，是茶广泛利用的传播者。因茶和茶的利用方法的广泛传播，才得以在汉文字中逐渐有了记载。如西汉时期仅有以下几则：公元前165～160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有：棱笥和梗一笥的竹简和木牌文。且同时出土有多种医经、药方，墓主视茶为药明显。公元前140~122年，司马相如《凡将篇》“辩诧”与另19味中药并列。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遣中郎将唐蒙通夷，见夜郎草市上有枸酱、茶、蜜等物。公元前59年，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茶”、“烹茶净具”。首次将“烹茶”、“净具”、“买茶（卖茶）”作为词语传递了丰富的茶叶生产、饮用、通流信息。公元1年前后，杨雄《方言》：蜀西南人谓茶日葭。《蜀都赋》：百华投春，隆隐芬芳。蔓茗萤翠，藻蕊青黄。
以上资料判断，秦汉时，巴、蜀、黔、湘地区，茶已由药用衍变为饮料或作为常饮之药；蜀地茶叶生产呈现长足发展，饮茶已是小康人家日常所需。其时的茶，是否为人工栽植或野生与种植皆有，尚无直接文字依据。
我国茶树栽培的历史，差不多和饮茶同时开始的。《广雅》：“荆巴间采叶作饼”。《出歌》：“姜桂茶辩出巴蜀”。《登成都白菟楼诗》：“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藓赋》：“蕨生藓草，弥谷被岗。……结偶同侣，是采是求。”《述异记》：“巴东别有真香茗”《华阳国志》：“南安，武阳（乐山、彭山）皆出名茶。”涪陵郡（彭水、黔江、酉阳、秀山等县）惟出茶、丹、漆、蜜、蜡。《荆州土地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吴兴记》：“乌程县西有温山，出御藓。”而《续搜神记》和《神异记》载武昌、余姚仍是入山采茗。
这些资料生动地展现了秦人取蜀而后，巴蜀茶叶生产已快速发展，川西茶业名冠当时，巴蜀以外地区有不同程度发展。供需量的增加是生产发展的原动力。靠野生资源不能满足需求时，人工植茶成为必然。种植方法是一个地区长期利用、认识、经验累积形成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发明。从汉晋时期几则资料，可见一斑。
《神农本草》：茶生益州，三月三日采。《广志》：茶丛生。《尔雅注》：“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日采为茶，晚取为茗。”《本草·菜部》：“苦荼，一名茶，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傍，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述异记》：巴东有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蔷薇。没有现代植物学常识的古人，能够抓住茶树的外表特征，用比喻的方法进行描述，虽各家仅只言片语，亦是十分难得了。
归纳以上资料：树小（灌木），丛生，叶似栀子，花如蔷薇，凌冬不死（常绿），三月三日采。早采晚采茶质量不一样，茶树有多个名称。由汉晋至唐，由只言片语到较完整描述茶树特征，经历了数百年，茶圣陆羽首集大成著《茶经》。
采叶作饼，是技术进步的体现，技术进步促进生产发展；需求增加，扩大了传播范围；采叶作饼，方便了茶的传播；供需格局的变化，同时也伴随着生产、加工方法的传播。深山农耕地中自然生长有茶树，山民维持生计，农茶共管。采摘野生茶叶，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积累了茶树对生长环境要求的认识，茶果落地翌年而生。“孤子不生”或生得少，进而点种或移植茶，这似乎是可能的。如何种茶？陆羽曰：法如种瓜。比《茶经》（公元779年）早230年的《齐民要术》（公元544年）中的种瓜方法与晚唐《四时纂要》（公元907年）中的种茶方法对照，差异甚小。乃至明清以后至二十世纪初，点种茶树仍是建立茶园的主要方法。
茶树种植方法是无意识积累的，种茶发展是需求关系促进的，作如是推论，考证谁是植茶第一人，就失去了意义，塑造植茶始祖也就没有了必要。
5简短结论
农神崇拜是中华民族由蛮荒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氏族集团心目中英雄人物的象征和化身，在民族融合中衍变。农神崇拜反映了中华民族勇于开拓，重视创新，重农务实，勤劳智慧的伟大精神，把神农氏说成具体的历史人物，代表某一地的文明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神农氏是伟大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始祖。神农氏“教民始耕”，是农业之祖；倡“日中为市”是商业之祖；作“陶冶斧斤”是陶冶之祖；尝百草之滋味、察水泉之甘苦，是医药和饮食之祖。
尊神农氏为茶祖，是因为我国是茶树的原产地。茶的利用始源于我国，其它国家和地区利用茶的方法是由我国直接或间接传播，并融人其民族、地域特点而发扬光大。
尊神农氏为茶祖，是宏观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是尊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过程。没有必要刻意求证神农氏在某时、某地发现了茶。而作为茶史研究，考证某地、某时、某一民族发现茶的过程，则是对茶业发展史的补充和完善。
因此，刻意塑造茶祖或植茶始祖，乃至众多茶的方法利用“始祖”，借以提升某一品牌、某一地区的茶文化品位，是对“茶祖”的亵读。也不利于茶文化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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