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这么爱买丝绸和茶叶？
中国的茶叶与丝绸，在十八世纪一度是欧洲人的挚爱
陆懋祖
一说起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瓷器、丝绸和茶叶，甚至连英语单词“china”都是用瓷器指代中国。近日，英国斯克莱德大学教授陆懋祖来到济南，做了题为《历史迷雾中中国的金融政策——全球视角》的讲座，用全球化的视野，探讨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遇到的诸多问题。记者窦昊
货币主导了中国的全球化
“抛开记载历史的真实程度不谈，二十四史全是从中国人的角度去书写，难免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以至于近世的中国历史学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去考辨史料的真实性，更难以站在全球视野下去看待许多事情。”陆懋祖说。
作为一名经济、金融学家，陆懋祖对于经济史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对于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他也从西方经济、金融、政治的历史着手，内外兼顾地看待中国历史与当下的经济问题。
从国家全球化的阶段来看，中国的全球化到底从何时开始？“有人说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美洲要早很多，但其实，郑和除了给沿路国家送了点礼物之外，对于彼此都没有什么影响，很难说这是全球化。而真正让中国进入全球化的，就是货币的白银化，而这一过程其实是不知不觉的。”陆懋祖说。
就像人们熟知的，明朝虽然以元朝滥发纸币导致的朝代更替当做镜鉴，但是在缺乏有效监管及科学理论的情况下，皇帝热衷滥发纸币以此敛财。民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了银子作为日常流通的主要货币，并在日后为明朝认可，建立了银本位的货币体系。但问题是，中国并不是一个产银的国家，据史料记载，1403年时，明朝的银产量仅为80185两，约合3吨，这对于巨大的中国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于是日本出产的银子首先进入中国，其次是西班牙殖民者从美洲带来的银子。“历史上，中国人一直使用铜作为货币，为何不能继续使用铜而改用银了呢？”陆懋祖说。
明朝时，起初一两银子是兑换一千文铜钱，此外便再无别的中间货币。也就是说，普通百姓如果只是进行小额交易的话，他们不得不时常携带成百上千枚铜钱进行交易，不仅携带不方便而且容易产生危险。“中国政府规定的铜钱的面额通常是很小的。那难道不能像现在的钞票一样，制造大面额的铜币吗？这里面其实是有中国人的智慧的。”陆懋祖说，“中国的铜开采和冶炼技术很成熟，产量也很高，而且民间合法和不合法铸币的情况非常普遍。如果官方制造大面额铜币，那么民间很快就会出现大量的假币，国家经济势必要受到毁灭性打击。但是把铜币的面额规定的很小，甚至生产铜币的成本要大于铜币的面值时，那么就可以自然低杜绝这种现象产生。”因为重视的是铜的价值本身，因此中国政府一直允许前朝的铜币流通。这也就意味着，明朝的贸易中，可能会有宋朝的货币在使用，而在官方纸币无人问津时，民间如此巨量的铜币交易本身就是个噩梦。
明清易代。历史学家通常说的康乾盛世，其实是因为来自西班牙人的白银持续不断，而且清朝本身也发现了银矿。“但其实在康熙时，曾经发生过经济危机。因为当时为了防郑成功清朝搞海禁，白银无法流入，经济产生了问题，康熙不得不命人偷偷到南方与国外做生意以换取白银，但表面上仍然要实行严格的海禁。”陆懋祖说。
至于所谓康乾盛世之后，清朝从嘉庆、道光开始走下坡路，这其实也需要站在全球的视野下去看待。
1820年，道光帝即位时，正值拉丁美洲革命。西班牙人掌控的、需要大量人力的银业受到巨大冲击，最终西班牙人被赶走了，流入中国的白银中的很大一块份额中断了，不仅是中国，欧洲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白银在欧洲的地位动摇了。
欧洲人真的这么爱丝绸和茶叶？
一说起中国与海外的贸易，很多人会说中国的茶叶和丝绸换回了大量的白银。但实际情况如何，陆懋祖则有他自己的看法。“以明朝为例，如果按照历史课本上来说，明朝人都是拿丝绸、茶叶和欧洲人交易，那么这些欧洲人多半回不了家。因为我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过，知道船不能放空，没有货物时就要拿压舱石压住，不然吃水浅很容易就翻了。同样的道理，欧洲人即使换了满满一船的茶叶和丝绸，那重量也是很轻的，无法面对大洋的风浪。而且经过几个月的运输，茶叶和丝绸都要长毛了，哪还有价值？”陆懋祖说。值得一提的是，欧洲人起初的确是喝中国的绿茶，后来经过窃取种茶技术，他们在印度成功量产了红茶，如今，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人普遍饮用红茶，而全世界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其实是印度。
从这一角度出发，欧洲人满载白银前来，换取的应该是更有价值的、重的而且是中国产量巨大的物品：铜。“这从南澳1号出水的情况就能看出来，里面除了满载大量的瓷器之外，就是一堆堆的宋朝的铜钱。它们作为金属原材料的价值要远大于货币本身的价值。”陆懋祖说。
1717年，当牛顿担任皇家造币局总监时，规定了白银与黄金的兑换比15.5:1，并且持续多年不变。这一比例导致白银持续外流，而在那之后不久的资料显示，当时中国的白银与黄金兑换比为10:1，如此有利可图的交易，欧洲人都愿意拿白银与中国人做生意。当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爆发时，也正值欧洲的工业革命，对于铜的大量需求，让欧洲人千方百计地与中国做铜的交易。
拉丁美洲革命后，欧洲人手上没有白银了，白银的价格一路飙涨，他们现在需要从中国回购白银了。这时他们发现了鸦片，于是鸦片就扮演了货币的角色。“当时林则徐向皇帝提议禁烟，其中一条就是担心白银外流。而背后隐含的是，在国内自己种植鸦片，让白银就在国内流通，但是最终并没有实行。而林则徐派人到公海上的欧洲商船上抢走了鸦片，并集中到虎门进行销毁，这其实是有违了贸易原则。而且直到20世纪，鸦片才被欧美公认为毒品，因此林则徐的举动被欧洲人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并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陆懋祖说。
不受制于人的货币
鸦片战争之后不久，1868年，美国内华达发现了大银矿，国际银价暴跌，并最终导致了世界其它主要国家放弃了银本位，一切价格以金子定位，但只有中国一直坚持银本位。1929年到1931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没有影响到中国，因为我们保持着相对独立的银本位，恰好躲避掉了这次危机。危机过去之后，美国政府为了避免再次重蹈覆辙，便大量购买白银，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到1934年时，中国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通货紧缩，大量银行倒闭。为此，1935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取消了银本位，开始发行法币。“但是蒋介石做得非常错的是，法币没有黄金保证，也没有与其它货币关联。很快便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到1948年时，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超过3300%，这比日本人战败时的130%的通胀率高得不可思议。”陆懋祖说。
联想到如今的欧洲形势，陆懋祖说，希腊债务危机和中国很像。“希腊位于欧元区，欧元的发行归欧洲银行管，希腊不能印发钞票。而作为欧洲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大量欧洲的有钱人涌到希腊贷款买房。一旦发生危机，外国人纷纷撤离，这些希腊的房子瞬间贬值到无人问津，提供贷款的希腊的银行最倒霉，而希腊的财政则全部用于救助希腊的银行，希腊发行的国债外国人不敢买，本国银行没法印钞票买不了，这才是希腊危机的根源所在。”陆懋祖说。
受制于人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陆懋祖认为，人民币与美元关联在一起也是危险的。“我们一直在大量购入美国国债，外汇储量节节攀升，为什么？这就相当于明朝购买美洲的白银，一旦那里白银供应出了问题，我们的经济就要受到巨大影响，因为无论是美元还是白银，都不是我们自己掌控的。”陆懋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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