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茶自有真香
唐代的茶粥，宋代的茶末，都让茶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消解，因为其滋味苦涩，茶很难找到纯粹的入世之门，只能徘徊在自身的真实之外。明代开始，散茶大兴，明人找到了茶的真香真味，茶亦完成了自我的回归。烹茶尽具，从阎闾、阀阅到市井，从茶寮、寺院到山间，喝茶的人在火中、在水中煎熬，在壶中、在杯中停留，一注沸水冲下，一叶一旗一枪，亦是三百年的一瞥一沉一浮。
散茶驾到
公元1391，明太祖建都后的第24个秋天，这一年，黄河改道，朝廷下令清理释、道二教，同年，他还颁布了一个诏令，命“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还规定所采的芽茶可有四个品级，即探春、先春、次春和紫笋。在那样一个时代，这一纸诏令的产生背后包含了多少人的支持，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将会看到，这声号所带来的变革和改变，是多么的热闹。
散茶的饮用在民间存在已久，南宋末年已经开始出现“重散轻饼”的趋势，只是在这之前，很少被放入书写者的视野之中。伴随着明代经济的发展，茶文化的转型，除了在文人雅集之外，在坊间的茶肆和茶馆中，也需要消耗大量的茶与器。有人统计过明代话本小说《金瓶梅词话》中“茶”出现了900多次，茶叶主要是雀舌芽茶和六安茶，虽然作者假托宋时故事，写下的却是明代气象。
对散茶的推崇，更详细的文辞出现在太祖第十七世子宁献王朱权的《茶谱》中，朱权在当时本是最有实力的藩王之一，为了防备元军卷土重来，他受太祖之命镇守北边军事要塞，他手里掌握着强兵猛将，建文元年，燕王朱棣起兵，朱权被迫屈从燕军，替燕王起草文书。朱棣登上皇位后，朱权又被人诬告，但因查无实据作罢。此后，朱权开始韬光养晦，不问世事，晚年写成《茶谱》一书。
他指出唐宋时期的末茶，特别是宋代的龙团凤团，要杂以诸香，饰以金彩，把茶的真味都夺去了，而茶叶乃天地所生，应该遵循它的真性，弃末茶取叶茶，烹而啜之才是遵循真性的之道。散茶自有真香，经不得一丝点染，否则尽失。这样一种观念，出现在明代似乎也不是巧合，纷争不断的明代，俗世过于喧嚣，不管是王公贵族、文人名士还是普通百姓，都体验到了浮世之真难寻。在浮世之中，保存最真的自己，似乎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散茶的真，实世的虚，在朱权这里形成的强烈的反差。
茶与砂，皆为本真之物
张岱在1638年与闵汶水的那场著名的茶会中，喝的是罗岕茶，饮的是惠泉水，泡茶的壶是来自宜兴荆溪，品茗杯来自成宣窑，茶好水美器佳。这位深有茶癖的人在《陶庵梦忆》中写下“宜兴罐以龚春为上，时大彬次之，陈用卿又次之??????器方脱手，而一罐一注价五六金，则是砂与锡之价，其轻重正相等焉，岂非怪事？然一砂罐一锡注，直跻之周鼎之列而毫无惭色，则是其品地也。”一把好壶，自然珍贵，不仅有“直跻之周鼎之列而毫无惭色”，更有“土与黄金争价”。
“龚春”亦作“供春”，明正德年间的宜兴制壶人，供春做的壶，幽暗呈栗色，仿佛古金铁制成的。闻龙在《茶笺》中还记载了一位制炉名家要求死后以供春壶殉葬的故事，人与器的情，十分动人。大彬就是时大彬，其父时朋是明代紫砂四大家，大彬采用调砂制壶法，“砂粗质古机理匀”，他听从陈继儒等文人的建议，改作大壶为小壶，小壶与撮泡相遇，茶壶小，香气聚合，这也是因为炒青茶流行以后的需求趋势。
身有疾而未能走上仕途的许次纾在《茶疏》中亦写到“往时龚春茶壶，近日大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盖以粗砂制之，正取砂无土气耳。”陈用卿活动于天启崇祯年间，弦纹金钱如意壶为代表作品，也是明朝早起紫砂壶的典型代表，风格质朴而庄重，明朝的开国气象也大抵如此吧。
紫砂与叶茶，本来皆为本真之物。
望向同时代的日本，他们杯中的茶汤当时也在寻找转变，作为舶来品的茶文化在日本是主要受禅宗的影响，借茶悟道。而在明代，原生的茶文化，与儒释道相融合，偏向于道家的修生，养生，出现了以茶为本、寻求真味的品饮。从蒙顶茶到阳羡茶，明代的50多种名茶，大多都是绿茶，明人喝散茶看似简单，却对器具与品饮提出了更为细致的要求。原生和舶来，在此真正分道扬镳，分别在于意在茶和意不在茶。
朱权、徐渭、文征明、唐寅、张岱、陈洪绶…….对那些明代喝茶的人而言，惟有捧着一把好壶，才可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至少，还有一壶好茶在手中，可以泡尽一生。
（明）陈洪绶《闲话宫事图》
茶色尚青，杯盏留白
主要活动于明嘉靖年间的福建长乐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就茶汤颜色和茶杯的选择上进行过讨论，“茶色自宜带绿，岂有纯白者？即以白茶注之黑盏，亦浑然一色耳，何由辨其浓淡？今景德镇所造小坛盏，仿大醮坛为之者，白而坚厚，最宜注茶，建安黑窑，间有藏者，时作红碧色，但免俗儿，未当于用也”，宋代的点茶，茶色白，深色釉的茶盏当为首选，而明代绿色的茶汤配深色釉会显得有些俗气，还是当以素雅为上。张源在《茶录》中也提出：盏以雪白者为上，蓝白者不损茶色，次之。雅集或是市井，叶茶叶嫩汤绿，当以白瓷衬托最为合适。不然，王世贞怎么会在喝虎丘茶的时候也发出了“君不见蒙顶空劳荐巴蜀，定红输却宣瓷玉”的感叹。
元明之前，名窑辈出，工艺水准难分高低，但而从明代起，景德镇瓷器似乎一统天下，这与当时徽州一带名人、名茶辈出不无关系。明初的景德镇官窑瓷器一改元代浮夸，趋向清淡、多留空白，随后，青花开始崛起，一直延续到今天。景德镇瓷器继承了青瓷、白瓷胎釉的烧制技术，同时还把高温、低温色釉充分用于彩瓷的烧制之中，改变了明以前以单色瓷为主的局面；器形也是丰富多彩，无物不备。
瀹饮香茗，除了茶壶茶杯，还需要一个茶灶煮水，朱权在《茶谱》中写到：“古无此制，予于林下置之。烧成的瓦器如灶样，下层高尺五为灶台，上层高九寸，长尺五，宽一尺，傍刊以诗词咏茶之语。前开二火门，灶面开二穴以置瓶。顽石置前，便炊者之坐。”有茶，有诗，有风景，散茶之后，喝茶变得更加轻松，更重要的是，喝茶的人无需再向宋代那样只为斗茶而来，喝茶可以清谈，可以听琴、可以作画。
明代喝散茶，还多了一个过程——洗茶，所谓的洗茶就是要把茶叶中的尘滓去除，这在团茶的时代是不需要的。明人认为茶叶采自山野，山多浮沙，这股沙土气一定要去除，所以当时也出现了专门的洗茶器具。经过沸水冲注之后的叶茶才能成为文化意义上的茶，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亦要与自然保持距离，这是茶与饮者之间的一次仪式。
酒后狂歌，茶后从容
明代的世象是双面、矛盾且是不可调和的。在表面的繁华背后亦是衰败的开始。今天我们常说清淡误国，实干兴邦，但对于有明一代的文人名士们来说，清谈占据了他们很多的时间。明人喝茶，是花、竹、风、雪、月相伴的空间，室内或是林下，有书、有茶、有茶童，供长日清谈。在回归本真的散茶之下，隐藏的是明代饮茶之人所追求的平和之性，或许是一种回归和从容。
主人在伏案读书，案边摆放着紫砂提梁壶，还有一个茶童正在左边的侧室里煽火煮茶，屋外的一座小桥上，一位老者拄杖而行，身后还跟着一个抱着琴的侍童，这是吴中四大才子唐寅的茶事。仕途坎坷，也只能喝茶清谈，“买得青山只种茶，峰前峰后摘新芽。烹煎已得前人法，蟹眼松风朕自嘉。”写的是一种洒脱，亦是向内的寻找与回归。
茶灶上放上一把单柄平底砂壶，旁边的水一直在烧着，炉旁摆一把紫砂壶，一人事茶，一人弹琴，听琴事茶，停琴啜饮，琴边的花瓶里荷叶青青，这是陈老莲所绘的茶事，画中自有江南。老莲晚年在吴中，住在徐渭曾住过的老房里，他应该也知道徐渭的那一套，所谓饮茶宜精舍，宜云林，宜永昼清娱，宜寒宵兀坐，宜松月下，宜花鸟间，宜清流白云，宜绿藓苍苔，宜素手汲泉，宜红妆扫雪，宜船头吹火，宜竹里飘烟。只是一介布衣遗民，除了煮水烹茶，饮酒作画，又该如何呢？
对这个戴高帽，“形容清苦，望之不似今人”的酒徒而言，烈酒比清茶更适合他那颠沛流离一生，因为酒越喝越糊涂，茶越喝越清醒，太清醒了或许就会感到痛，但啜一杯茶，换片刻安宁，故作洒脱也是需要的。陈老莲爱茶爱酒爱佳人，他喝的茶应该是以江南的绿茶为主，“夜月成团日铸茶，曾思湖上拨琵琶。肯分数片莲瓮否？待看西陵白藕华。”日铸绿茶就江南绿茶中的一种；他也曾雨天品茗，“枫溪梅山楼醉，竹坞茶香佛屋眠”。饮酒后的狂歌和品茗后的从容，这是两种与世俗对话的方式，殊途异归。
煮水的壶继续烧着，杯中的茶尽了又添，或许只有把全身心灌注于喝茶一事，就可以忘记任何烦忧。那些他们爱过的繁华、精舍、美婢、鲜衣、美食、骏马、华灯、烟火、梨园早已成为浮云，白云苍狗，人生如梦，能陪伴在他们身边的也只有清茶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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