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茶自有真香

一杯好茶


  唐代的茶粥,宋代的茶末,都让茶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消解,因为其滋味苦涩,茶很难找到纯粹的入世之门,只能徘徊在自身的真实之外。明代开始,散茶大兴,明人找到了茶的真香真味,茶亦完成了自我的回归。烹茶尽具,从阎闾、阀阅到市井,从茶寮、寺院到山间,喝茶的人在火中、在水中煎熬,在壶中、在杯中停留,一注沸水冲下,一叶一旗一枪,亦是三百年的一瞥一沉一浮。

  散茶驾到

  公元1391,明太祖建都后的第24个秋天,这一年,黄河改道,朝廷下令清理释、道二教,同年,他还颁布了一个诏令,命“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还规定所采的芽茶可有四个品级,即探春、先春、次春和紫笋。在那样一个时代,这一纸诏令的产生背后包含了多少人的支持,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将会看到,这声号所带来的变革和改变,是多么的热闹。

  散茶的饮用在民间存在已久,南宋末年已经开始出现“重散轻饼”的趋势,只是在这之前,很少被放入书写者的视野之中。伴随着明代经济的发展,茶文化的转型,除了在文人雅集之外,在坊间的茶肆和茶馆中,也需要消耗大量的茶与器。有人统计过明代话本小说《金瓶梅词话》中“茶”出现了900多次,茶叶主要是雀舌芽茶和六安茶,虽然作者假托宋时故事,写下的却是明代气象。

  对散茶的推崇,更详细的文辞出现在太祖第十七世子宁献王朱权的《茶谱》中,朱权在当时本是最有实力的藩王之一,为了防备元军卷土重来,他受太祖之命镇守北边军事要塞,他手里掌握着强兵猛将,建文元年,燕王朱棣起兵,朱权被迫屈从燕军,替燕王起草文书。朱棣登上皇位后,朱权又被人诬告,但因查无实据作罢。此后,朱权开始韬光养晦,不问世事,晚年写成《茶谱》一书。

  他指出唐宋时期的末茶,特别是宋代的龙团凤团,要杂以诸香,饰以金彩,把茶的真味都夺去了,而茶叶乃天地所生,应该遵循它的真性,弃末茶取叶茶,烹而啜之才是遵循真性的之道。散茶自有真香,经不得一丝点染,否则尽失。这样一种观念,出现在明代似乎也不是巧合,纷争不断的明代,俗世过于喧嚣,不管是王公贵族、文人名士还是普通百姓,都体验到了浮世之真难寻。在浮世之中,保存最真的自己,似乎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散茶的真,实世的虚,在朱权这里形成的强烈的反差。

  茶与砂,皆为本真之物

  张岱在1638年与闵汶水的那场著名的茶会中,喝的是罗岕茶,饮的是惠泉水,泡茶的壶是来自宜兴荆溪,品茗杯来自成宣窑,茶好水美器佳。这位深有茶癖的人在《陶庵梦忆》中写下“宜兴罐以龚春为上,时大彬次之,陈用卿又次之??????器方脱手,而一罐一注价五六金,则是砂与锡之价,其轻重正相等焉,岂非怪事?然一砂罐一锡注,直跻之周鼎之列而毫无惭色,则是其品地也。”一把好壶,自然珍贵,不仅有“直跻之周鼎之列而毫无惭色”,更有“土与黄金争价”。

  “龚春”亦作“供春”,明正德年间的宜兴制壶人,供春做的壶,幽暗呈栗色,仿佛古金铁制成的。闻龙在《茶笺》中还记载了一位制炉名家要求死后以供春壶殉葬的故事,人与器的情,十分动人。大彬就是时大彬,其父时朋是明代紫砂四大家,大彬采用调砂制壶法,“砂粗质古机理匀”,他听从陈继儒等文人的建议,改作大壶为小壶,小壶与撮泡相遇,茶壶小,香气聚合,这也是因为炒青茶流行以后的需求趋势。

  身有疾而未能走上仕途的许次纾在《茶疏》中亦写到“往时龚春茶壶,近日大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盖以粗砂制之,正取砂无土气耳。”陈用卿活动于天启崇祯年间,弦纹金钱如意壶为代表作品,也是明朝早起紫砂壶的典型代表,风格质朴而庄重,明朝的开国气象也大抵如此吧。

  紫砂与叶茶,本来皆为本真之物。

  望向同时代的日本,他们杯中的茶汤当时也在寻找转变,作为舶来品的茶文化在日本是主要受禅宗的影响,借茶悟道。而在明代,原生的茶文化,与儒释道相融合,偏向于道家的修生,养生,出现了以茶为本、寻求真味的品饮。从蒙顶茶到阳羡茶,明代的50多种名茶,大多都是绿茶,明人喝散茶看似简单,却对器具与品饮提出了更为细致的要求。原生和舶来,在此真正分道扬镳,分别在于意在茶和意不在茶。

  朱权、徐渭、文征明、唐寅、张岱、陈洪绶…….对那些明代喝茶的人而言,惟有捧着一把好壶,才可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至少,还有一壶好茶在手中,可以泡尽一生。

  (明)陈洪绶《闲话宫事图》

  茶色尚青,杯盏留白

  主要活动于明嘉靖年间的福建长乐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就茶汤颜色和茶杯的选择上进行过讨论,“茶色自宜带绿,岂有纯白者?即以白茶注之黑盏,亦浑然一色耳,何由辨其浓淡?今景德镇所造小坛盏,仿大醮坛为之者,白而坚厚,最宜注茶,建安黑窑,间有藏者,时作红碧色,但免俗儿,未当于用也”,宋代的点茶,茶色白,深色釉的茶盏当为首选,而明代绿色的茶汤配深色釉会显得有些俗气,还是当以素雅为上。张源在《茶录》中也提出:盏以雪白者为上,蓝白者不损茶色,次之。雅集或是市井,叶茶叶嫩汤绿,当以白瓷衬托最为合适。不然,王世贞怎么会在喝虎丘茶的时候也发出了“君不见蒙顶空劳荐巴蜀,定红输却宣瓷玉”的感叹。

  元明之前,名窑辈出,工艺水准难分高低,但而从明代起,景德镇瓷器似乎一统天下,这与当时徽州一带名人、名茶辈出不无关系。明初的景德镇官窑瓷器一改元代浮夸,趋向清淡、多留空白,随后,青花开始崛起,一直延续到今天。景德镇瓷器继承了青瓷、白瓷胎釉的烧制技术,同时还把高温、低温色釉充分用于彩瓷的烧制之中,改变了明以前以单色瓷为主的局面;器形也是丰富多彩,无物不备。

  瀹饮香茗,除了茶壶茶杯,还需要一个茶灶煮水,朱权在《茶谱》中写到:“古无此制,予于林下置之。烧成的瓦器如灶样,下层高尺五为灶台,上层高九寸,长尺五,宽一尺,傍刊以诗词咏茶之语。前开二火门,灶面开二穴以置瓶。顽石置前,便炊者之坐。”有茶,有诗,有风景,散茶之后,喝茶变得更加轻松,更重要的是,喝茶的人无需再向宋代那样只为斗茶而来,喝茶可以清谈,可以听琴、可以作画。

  明代喝散茶,还多了一个过程——洗茶,所谓的洗茶就是要把茶叶中的尘滓去除,这在团茶的时代是不需要的。明人认为茶叶采自山野,山多浮沙,这股沙土气一定要去除,所以当时也出现了专门的洗茶器具。经过沸水冲注之后的叶茶才能成为文化意义上的茶,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亦要与自然保持距离,这是茶与饮者之间的一次仪式。

  酒后狂歌,茶后从容

  明代的世象是双面、矛盾且是不可调和的。在表面的繁华背后亦是衰败的开始。今天我们常说清淡误国,实干兴邦,但对于有明一代的文人名士们来说,清谈占据了他们很多的时间。明人喝茶,是花、竹、风、雪、月相伴的空间,室内或是林下,有书、有茶、有茶童,供长日清谈。在回归本真的散茶之下,隐藏的是明代饮茶之人所追求的平和之性,或许是一种回归和从容。

  主人在伏案读书,案边摆放着紫砂提梁壶,还有一个茶童正在左边的侧室里煽火煮茶,屋外的一座小桥上,一位老者拄杖而行,身后还跟着一个抱着琴的侍童,这是吴中四大才子唐寅的茶事。仕途坎坷,也只能喝茶清谈,“买得青山只种茶,峰前峰后摘新芽。烹煎已得前人法,蟹眼松风朕自嘉。”写的是一种洒脱,亦是向内的寻找与回归。

  茶灶上放上一把单柄平底砂壶,旁边的水一直在烧着,炉旁摆一把紫砂壶,一人事茶,一人弹琴,听琴事茶,停琴啜饮,琴边的花瓶里荷叶青青,这是陈老莲所绘的茶事,画中自有江南。老莲晚年在吴中,住在徐渭曾住过的老房里,他应该也知道徐渭的那一套,所谓饮茶宜精舍,宜云林,宜永昼清娱,宜寒宵兀坐,宜松月下,宜花鸟间,宜清流白云,宜绿藓苍苔,宜素手汲泉,宜红妆扫雪,宜船头吹火,宜竹里飘烟。只是一介布衣遗民,除了煮水烹茶,饮酒作画,又该如何呢?

  对这个戴高帽,“形容清苦,望之不似今人”的酒徒而言,烈酒比清茶更适合他那颠沛流离一生,因为酒越喝越糊涂,茶越喝越清醒,太清醒了或许就会感到痛,但啜一杯茶,换片刻安宁,故作洒脱也是需要的。陈老莲爱茶爱酒爱佳人,他喝的茶应该是以江南的绿茶为主,“夜月成团日铸茶,曾思湖上拨琵琶。肯分数片莲瓮否?待看西陵白藕华。”日铸绿茶就江南绿茶中的一种;他也曾雨天品茗,“枫溪梅山楼醉,竹坞茶香佛屋眠”。饮酒后的狂歌和品茗后的从容,这是两种与世俗对话的方式,殊途异归。

  煮水的壶继续烧着,杯中的茶尽了又添,或许只有把全身心灌注于喝茶一事,就可以忘记任何烦忧。那些他们爱过的繁华、精舍、美婢、鲜衣、美食、骏马、华灯、烟火、梨园早已成为浮云,白云苍狗,人生如梦,能陪伴在他们身边的也只有清茶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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