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味广州茶:从茶市变迁看近现代中国

一杯好茶

  

  今天,广州人均消费茶叶量,在世界居于前列,广州,更是中国最大的茶叶交易市场之一。本地人爱茶也懂茶,卖茶也喝茶,发展出丰富的茶文化,育成了多姿的茶历史。一直到清代,今广州海珠区范围内,还有相当面积的茶田。这座开启了中西茶叶贸易的城市,“三十三村冠,寻源望古榕。土风多酒肆,民业半茶农”,此种古风,可令你心驰神往?

  雀舌何足羡,闻妾指头香

  茶史专家黄亚辉、王维生指出,古代广州本土茶以“番禺河南”为盛,也即今广州市海珠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屈大均《广东新语》说:“珠江之南有三十三村,其土沃而人勤。多业艺茶,春深时,大妇提筐,少妇持筐,于阳崖阴林之间,凌露细摘,每晨茶姑涉珠江以鬻于城,是曰河南茶。好事者或就买茶生自制叶,初摘者曰茶生,犹岕山之草子也”。清潘定桂《三十六村草堂诗钞》对河南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河南茶性热微苦,在清远古劳之上”。

  清人刘彤在《瑶溪二十四景诗》序中对瑶溪茶的种植做了较详细的记载:“茶田多在瑶溪,茶虽小叶,然根深及泉,毋劳灌溉。初种时,率由丁男。既生历二三年,始茂密可摘。然后则摘之搓之焙之鬻之,皆老妇少女以任其劳。可见细民食力,虽老稚不能自逸如此”。

  黄亚辉、王维生指出,旧时广州主采春、秋、冬三季茶。时人谓:“以春时未过清明、秋时白露、冬时雪芽为最。”僧法一《河南采茶词》说:“家家都向雨前(即谷雨前)忙,恰似幽兰带雾扬。雀舌满篮何足羡,问郎闻妾指头香”。名画家居巢诗云:“不作河南人,那惜春光好。今日采茶嫩,明日采茶老”,可见对于时令的重视。

  照黄亚辉、王维生的说法,广州河南茶与久已在此定居的福建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并认为:“广东地处南岭以南,与广茶树原产地云贵高原的东南缘延伸,茶树资源以大叶种为主,中叶种为次,如凤凰水仙、白毛茶、苦茶等均是如此,而河南茶明确记载为小叶品种,这些小叶品种可能由福建人从家乡带来”。

  据称,广州河南居住的福建人属客家人。客家人的集中地河源、梅州等地今天仍广泛分布小叶种茶,其叶部特征与福建种极为类似。不过河南茶加工工序为采摘、揉捻和烘焙。而河源、梅州等地的传统客家绿茶主要特征为一炒到底,其加工工序为采摘、揉捻和翻炒。因此,河南茶属于烘青绿茶,与属于炒青绿茶的客家绿茶不同。

  此外,当时花县(即今花都)等地也有茶叶种植,清同治、光绪年间,有茶行十余间,仅茶价公秤收费每年都能达到上千银元,可见规模是不小的。

  图为:中国皇后号

  明清时种花常为制茶

  河南广布的花田很多也为窨茶之用,李正茂《茉莉田》诗说:“花田茶田春一色,薰茶禅味花消息。不知咫尺素馨斜,谁借一杯浇艳魄”。两位专家指出,“广州香花茶的加工历史至少可追溯到明代早、中期,其加工方法包括茶、花混配窨香和香精油的提炼。”

  明代大学问家陈献章(1428~1500)《素馨说》记载:“取花之蓓蕾者,与茗之佳者,杂而聍之,又于月露之下,掇其最芬馥者,置陶瓶中,经宿,而俟茗饮之入焉”。屈大均《广东新语》中有:“儿女以花蒸油,取液为面脂头泽,谓能长发润肌。或取蓓蕾杂佳茗聍之。或带露置于瓶中,经一宿以其水点茗。或作格悬击甕口,离酒一指许,以纸封之,旬日而酒香彻”。

  “现代广州人喝茶爱上茶楼,茶楼一般地处闹市,古人更追求意境,饮茶之所名曰茶寮,其优雅闲静的环境非现代茶楼可比”。黄亚辉、王维生指出,《游漱珠冈》诗说:“帆屐更番换,渔樵取次招。楼船携钓艇,阁道做茶寮。绿树阴中蹬,青赂尽处桥。只应歌哨遍,重负老仙瓢”。从中可以想见那种萧散淡然的意境。

  鸦片战争后广州的茶田越来越少

  现在的广州珠江南岸一带已经是高密度的城区,不见茶田踪影。实际上河南茶田早在清代后期就渐渐消失了,原因何在?我们需要从当年的茶叶外贸讲起。

  1640年,荷兰商人首次将中国茶叶由广州运销欧洲,之后又于1669年和1678年将中国茶陆续运往伦敦。从此中国茶叶成为世界商品。

  茶一旦进入世界市场,迅速成为大宗。如,18世纪20年代以前,荷兰主要以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为据点,同中国到达的帆船进行易货贸易,茶叶是其中的主要货品。之后的广州贸易中,茶叶仍是荷兰的首选商品。有研究者指出,直到1795年荷兰人推出茶叶贸易前,茶叶占荷兰输出商品总值大部分年代保持在70%~80%,有时甚至超过85%。英国东印度公司自参与茶叶贸易以来,茶叶货值占自中国输出货值大部分年份保持在50%以上。18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茶价大跌,茶叶真正走入百姓家中,茶叶销路迅速扩大,广州茶市也进一步兴旺。

  图为:哥德堡号复制品

  1745年,瑞典的“哥德堡号”、1748年,美国的“中国皇后号”等著名商船,都是满载着茶叶,由广州港启程远航的。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外销茶除了少部分从陆路经西北、恰克图输往俄罗斯外,其余全部经内河、陆运等方式运往广州出口,否则“一经拿获,将该商人治罪,并将茶叶入官”,守土官员也要被“连参”惩处。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出口茶叶的口岸发展到两个——广州和上海。而由于贸易习惯和既有网络等原因使然,广州茶市在初期受到的影响并不太大。但毕竟距离传统的茶叶主产区甚远,运费比较高,1852年,广州的出口茶叶量首次落到了上海后面。之后,受1856年英法联军入侵广州,福州、汉口加入茶叶出口口岸行列等因素的影响,广州作为全国茶业中心的地位渐渐远去。

  之前广州曾拥有规模达数千人的手工制茶厂,但到了1889年左右,“各洋行之办茶者,逐渐歇业,茶行经纪,亦思改图”。原本不少茶商设茶庄制销河南茶,以广州为主要市场。随着广州茶市的衰落,茶农逐渐弃种或转业,河南茶区越来越少。近边如西樵等地,茶产量也锐减,整个行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向下的螺旋。

  近几十年来,由于市场的发展,加之广州人爱茶、懂茶,广州的茶叶贸易市场进一步繁荣,茶文化不断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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