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业经济史略介绍

一杯好茶

  唐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大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茶的商品化在当时衣产品中是很具典型的。而且茶学、茶道、茶政、茶文化等开创了历史先河,为后世奠定了基础,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唐代茶叶生产大发展的原因

  唐代是我国封建让会的鼎盛时期。唐代对各种思想、各族文化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方针,儒、释、道都比较发达,他们一致赏识茶性高洁清雅,赞茶为瑞草魁、琼蕊浆,认为品茗有助于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增添乐趣,甚至羽化成仙。唐代大兴宗教,广建寺院,僧侣深居山林,自然环境优越,广种茶树,名山出名茶。除满足自身供佛、坐禅、赠施主、待香客外,还投入市场,为寺院积累资金,所以他们为饮茶习俗的传播与普及起了积极作用。安禄山反唐,北方遭到严重破坏,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的南方各地得到开发。在垦荒造田的同时,茶树种植面积逐步扩大,成为山区主要的经济作物。

  由于安史之乱,人们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因限制沽酒,对酒课以重税,一斗酒价约三百文,可买六斤茶,诗人社甫有诗云:“街头酒价常苦贵”,于是嗜酒者转向饮茶,文人墨客大兴以茶代酒之风,把初唐盛行的酒宴,革新为俭朴典雅的茶宴、茶会,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在各阶层中广为流传,茶的社会销售量日益增大,刺激了生产的发展。

  宫廷倡导,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他们酒池肉林,淫声欢饮。茶自然成为理想的饮料。宫廷常设茶宴:“又赐饮于曲水,蹈午跼地,欢呼动天。况妓乐选于内坊,茶果出于中库,荣降天上,宠惊人间。”并以茶赐近巨,中央机关饮茶已很盛行,“御史台三院…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王建也有“天子下廉亲考试,官人手里过茶汤”的诗句。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出嫁西藏,陪嫁礼品中就有湖南贡茶。1987年在西安法门寺出土的唐代宫廷金银系列茶具,就是僖宗为供奉释迎牟尼佛骨而秘藏于塔下的稀世珍宝。凡此种种史实,可见茶在宫廷的显赫地位了。同时地方官吏也教民种茶,据《新唐书韦丹传》载:宪宗时韦丹任容州(今广西北流县)刺史“教民耕织,止惰游,兴学校,屯田二十四所,教种茶麦,仁化大行。”政府从政策上鼓励种茶。

  陆羽《茶经》问世,对种茶、采茶、造茶、煮茶、饮茶、品茶、茶效、茶德等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理论和方法,奠定了我国茶学的基础,使“天下益知饮茶矣。”同时我国第三个温暖期出现在隋唐时代(600一800年),8世纪初,梅树植于长安,751年,长安种的柑橘结果。有利的气候因素,也促进了茶叶的大发展。

  二、唐代茶叶产区产量和种类

  茶叶产区:陆羽《茶经》第八章,专门论述了唐代茶叶产区,他根据自然地理,把产区划分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八个道,即八大产区43个州。遍及现在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河南、贵州、四川等13个省。云南是我国茶树原产地之一,《茶经》未列入。《茶经》所列产茶州只有43个,未能全面反映事实。笔者根据唐代诗歌、传记等史料,补列杨州、昇州(今属江苏),温州(今属浙江),庐州、池州(今属安徽),饶州、信州(今属江西),封州(今属广东),永州、朗州、岳州、溪州、辰州、沄州(均属今湖南),归州、施州(今属湖北),泽州(今属陕西),燮州、渝州、涪州、资州、嘉州、利州、茂州(今属四川、重庆)等24个产茶州,虽然诗歌,史料中所列的“州”与上述八大产区州的所辖地域范围不同,但足以说明唐代产茶区域之广阔了。

  茶叶产量:唐代茶叶产量史无记载。但根据税额、传记、野史等资料推测约为80万担,还有贡茶、私茶、礼品茶未包括在内,其产量可能要大于这个数字。

  茶叶种类:根据《茶经六之饮》载有:粗茶、散茶、未茶、饼茶四种。唐代以生产饼茶为主,粗茶、散茶、未茶极少。粗茶可能是采摘粗老经简易制作的一种茶。散茶可能是指炒青茶。刘禹锡贬谪助州(今湖南常德)时所作《西山兰若试茶歌》有“须斯炒成满室香”之句,佐证中唐时期即出现了炒青绿茶。末茶是什么茶?较难理解,因为饼茶也要捣碎碾未才能煮饮。利用水力把饼茶磨碎成为一个品种是宋代的事。陆羽还把饼茶分成八个等级。

  关于采茶的季节,据《茶经三之选》云:“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唐代提倡采摘细嫩的“明前茶”。四月采的茶可能是指气温偏低、季节较晚深山峻岭的野茶。看来只采春茶,不采夏秋茶。但是根据诗词和传记却有采秋茶的。唐代气温偏高,采摘细嫩,有利于茶树保养,少数地方采点秋茶完全是可以的。

  唐代的名茶不少,根据唐李肇《国史补》记载有:“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这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名茶中以四川蒙顶茶为第一,号称“仙茶”。浙江紫笋茶,江苏宜(义)兴的阳羡茶同列第二。这些都属于国家级的名茶,还有很多地方级别的名茶,不胜枚举。茶中珍品,盛极一时。

  三、唐代茶园所有制和制茶作坊

  唐代茶园所有制有三种:即官茶园、集体所有制茶园或称寺庙茶园,即以寺庙道观为单位由僧尼集体经营的茶园,一般都具一定规模,且制作精良、品质优异,多为名茶,在市场上享有声誉,对寺院经济的膨胀有密切关系。第三种是农村个体经营的茶园,包括士大夫,自耕衣,雇衣经营的茶园。士大夫经营的茶园规模校大,雇工采制,如《太平广记》载:“九陇人(今四川彭县)张守珪,家甚富,有条园在仙居山,每岁采茶人百余辈,男女佣工杂处园中……”这显然是一个颇具规模的茶园。白耕农经营的茶园占绝对支配地位,是商品茶的主要来源,是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诗人李商隐说,“沪州(今属四川)所管五县百姓……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全唐文》卷772年)。雇农则没有自己的茶园,租入耕种,以谋生计。陆龟蒙曾隐居顾渚治山,且“置园顾渚洁山下,岁取茶租,自判品第。”《新唐书,隐逸陆龟蒙传》说明陆氏把茶园祖给农民。雇农租入的茶园以实物(饼茶)向茶园主交纳地祖,剩余的投入市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也是一种商业化生产。所以在唐代除了官茶园外,集体和个体两种所有制茶园,却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品化生产,从而促进了茶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唐代制茶作坊,一股都设在茶山中,目的是便于取薪,选水和制造。皮日休《茶舍》诗云:“阳崖枕自屋,几口嬉嬉活。棚上汲红泉,焙前蒸紫蕨。乃翁研茗后,中妇柏茶歇。相向掩柴扉,清香满山月。”反映了作坊是靠着山崖,全家老少都在欢乐地参加劳动,年青人在蒸茶,老翁在捣茶,妇女在拍茶(装模),月亮出来了,他们还在制作饼茶。描述了晚唐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家庭制茶手工作坊的特征,他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植茶多的自耕农,还雇用有技能的帮工,工资多以饼茶支付。这些制茶作坊,都不是以使用价值出现的。制茶作坊的产品普遍商品化,是茶叶商品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

  四、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宏大的官茶圆顾渚贡茶院

  随着李唐帝国建国时间的推移,封建统治者的消费欲和奢侈欲不断增长,官工业制度有所发展。皇室宫廷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也为了实施抑商政策,我国古代的贡茶制度,至唐代更臻完善,而且沿袭一千多年之久。

  唐代的贡茶制度有商种:一种是官焙制度,即由官府直接专门设立御用焙茶作坊,如顾渚贡茶院。除朝廷指派京官管理外,当地的州官也有监督之责,属双重领导性质。一种是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地方,每年定额上贡。

  代宗大历年间,朝廷择定水陆交通便捷,茶叶品质上乘且产量集中,地处江苏宜兴与浙江湖州接壤的顾渚茶区,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官焙茶园。宜兴原产阳羡茶,陆羽推荐为贡品,湖州产紫笋茶,同列贡品。建宫焙后两地所产的茶统称为紫笋茶。

  贡茶院规模宏大,人员众多,职责分明,管理严密。有制茶房屋三十余间,还建有仓库。采、制茶多达三万余人。唐代官工业劳动者来源有三:一是奴隶,即选择官奴隶中有技能者分配到官工业从事劳动,所占比例很小。二是征调民间有技能者从事无侩徭役劳动。三是和雇劳动,即政府控制一批专业户,按社会上一般工资水平雇用,名誉上是两相情愿的工资劳动者,析以称为“和雇匠”。贡茶院召雇的劳动力即属于这一类。朝廷对和雇匠较重视,为了防上官吏开苛扣他们的工资,曾三令五申严加防范。

  顾渚在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开始造贡茶院,并于贞元十六年(801年)建成。当时贡茶,“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而且贡额不断增加,由几千斤增到一万八千四百斤,并规定第一批新茶要赶上皇宫“清明宴”,其余限四月底全部送到京都长安。春茶采制季节,湖、常两州刺史,要亲临督选。并在顾渚山啄木岑建“境会亭”,共商修贡事宜和鉴评贡茶品质,官员云集,张灯结彩,载歌载舞,盛况空前。如制作不精,运送不及时,是要治罪的。文宗开成三年(838年),湖州刺史裴元,便因“贡不如法”,贡茶制作不精而罢官。

  五、唐代农产品中只有茶是典型的商品化生产

  在唐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中,农业生产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性生产,是一种使用价值的生产,只有茶因为饮用习俗的普及,国内销售量不断增长,市场活跃,而且远销边疆和海外,所以是商品化生产的典型。因而种植逐步形成区域化和专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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