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与茶
藏族著名史籍《汉藏文书》中的这几句赞语，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西藏原不产茶，人们不知茶为何物。一天，吐蕃赞普赤都松(公元676-704年在位)在后宫养病，偶然捡到小鸟衔来的一条树枝，枝上嫩绿清香的叶片十分诱人，赞普不觉摘下一些放入口中，谁知咀嚼一阵后，原本精神委顿，心烦意乱的赞普感到神清气爽，身体一下好了许多，于是命令大臣四处去寻求这种树叶。大臣来到汉地，知道这树叶叫做茶，带回了许多。赞普便把它作为药，天天煎服，病躯因此而逐渐变得健壮。从此，茶便成为宫廷中保健药品，自汉地大量输入，后来饮茶便逐渐成为雪域人民的一种习惯。
从这一记载可知，茶最初是作为一种保健医疗之物而传入吐蕃的。其实藏族人对茶的认识首先是看重其医疗作用，并不足怪。就连茶的原产地的汉族人民，最初也只是将茶当作药来吃的。《神农本草》说，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受七十二种毒，“得茶乃解”，便是上古时以茶为药的证明。藏族人生息的青藏高原干燥、寒冷、缺氧，人们的饮食又是糌耙、牛羊肉、奶等燥热、油腻、不易消化之物。而茶叶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单宁酸、茶碱等，恰好能弥补藏族人饮食结构中的不足，使高原人的饮食趋于合理化、卫生化。所谓“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正说明藏族人饮茶的习惯首先是出于对茶的功利认识和生理需要。
但是，人类文化的历史证明:一种饮食习俗的形成，不仅是出于社会群体的生理上的功利性需要，而且还必须具备满足这一社会群体心理上、精神上的需要，亦即必须满足其理念信仰、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等需要。同时更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藏族饮茶之习俗的形成同样如此。在探讨心理、精神因素对藏族茶文化的形成和影响之时，不能不首先看看藏传佛教与茶的关系，以及藏传佛教对藏族茶文化的影响。
佛教自公元七世纪分别自印度和汉地先后传入雪域，茶也几乎在同时伴随唐蕃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交流而传入西藏。汉地自秦汉时已饮茶，但主要在巴蜀、荆楚和云南等地流行。隋唐之际北方才开始饮茶，但尚未形成风气，茶还主要被当作药饮之类。这时吐蕃因与唐联姻、交聘，王宫中也得到不少茶，但仍然仅作为药用。《国史补》中记载唐德宗时唐使常鲁公到吐蕃，因天冷在帐中烹茶，赞普见了不知所煮为何物。常鲁公说这叫茶，能涤烦疗渴。赞普说既然是茶，那么我这里也有，于是搬出许多内地出产的名茶来。这一记载说明当时吐蕃宫中虽有不少茶，但却还不知烹茶的方法。因为唐时烹茶是将茶作成饼，用时碾为细末，投人水中熬煮，还要加入姜、盐和许多辛香之物，像一锅菜汤一样，赞普不知烹茶，可见当时饮茶之习尚未形成。
中原地区饮茶是在唐玄宗开元时(公元713-741年)才成为社会风气。当时佛教禅宗大盛，信徒极多。禅宗主张“明心见性”，修行的人要长时间“面壁凝住”的“坐禅”，以求“顿悟”。“坐禅”时不说话，不能磕睡，过午即不吃食物，要求心神极端专注。为调剂这种苦修生活，减少坐禅时的困倦。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的降魔禅师首先倡导坐禅时饮茶，他的弟子们各自“怀挟茶叶，到处煮饮”，天下禅僧“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煮茗坐禅既解决困倦，又增添一种高洁、清雅的气氛。故文人、士大夫也纷纷仿效。这一风习又由僧人传染至俗人，由上层传播于下层群众。又由于大量禅僧入藏而将其带入雪域高原。
在西藏佛教大发展的赤松德赞时期(755-797年在位)，吐蕃曾多次派人去长安、敦煌等地学习汉地佛教，带回大量经典，请来许多汉地佛教高僧。据史书记载，入藏传法的汉地僧人主要为禅宗之僧。像著名的大乘和尚、文素等都是禅宗很有影响的人物。此外，还有不少汉僧来到吐蕃帮助翻译佛经。汉地佛教的影响起初曾压倒印度佛教。据藏史记载，大乘和尚(摩诃衍那)自敦煌进入西藏后，受到王室和贵族的很大崇信，王妃冯卢氏和贵族妇女三十多人跟他受戒，剃度出家，不少大臣也拜在他门下，形成了很大的汉传佛教势力。以致印度佛教一派不得不搬请印僧莲花戒入藏与其辩论。最后虽然大乘和尚失败退入敦煌，但他所宣讲的禅宗教法并未被消除，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宁玛、噶举等教派。大批禅僧来藏以及禅宗对藏地佛教的深刻影响，不能不把煮茗坐禅的风习传染给藏地佛教徒。到赞普热巴巾(815-836年)时，规定“七户养一僧”的制度，僧人以此脱离生产劳动，专事诵经修法。茶的“涤烦疗渴”、“破睡消滞”作用，对于每日静坐的僧人更成为必不可缺的东西。僧徒饮茶之风此时已普遍形成。热巴巾死后，继任的朗达玛赞普兴起灭佛运动，寺庙被毁，僧人被迫还俗。大批僧人融入民间，也将他们饮茶、烹茶的习惯传播于人民大众之中，饮茶的习惯开始在藏族广大群众中流行开来。故《汉藏文书》说“买、卖茶叶的人和喝茶的人都很多，但对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精通烹茶之艺的米扎衮布高僧，其烹茶之法亦源自汉地和尚所传。
九世纪末吐蕃王朝崩溃后，佛教的势力又从阿里和康区分别兴起，并在十世纪中形成了具有强烈地域、民族色彩的藏传佛教。在藏传佛教的发展中形成了各个宗派。其中一些宗派仍保留了某些汉传佛教的影响，拥有广大信徒的宁玛派，其“大园满法”就与禅宗的“明心见性”如出一辙。而自禅僧传入的饮茶之习，则在各个藏传佛教的宗派中都沿袭下来，并使其民族化、地域化，成为藏传佛教化的饮茶风习。
十三世纪后，随着政教合一制度的建立，藏传佛教的影响深深地渗入到藏区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也或多或少受到宗教的熏染。藏传佛教僧人饮茶之习惯，自然也影响到社会各阶层。一方面，因为几乎家家都有子女出家，使俗人与僧人、家庭与寺院发生了更紧密的联系，在生活习惯、饮食习俗上更易发生影响;另一方面，僧人的社会地位的提升，使他们的行为更易成为群众学习效仿的对象。由于此时社会中僧人数量的激增，使这种效应更加扩大。所以僧人饮茶、烹茶的风习大大地推动了整个社会饮茶之习。
茶叶虽自吐蕃时期就输入西藏，并且因汉僧的影响而成为藏地僧人的雅爱。然而，直至唐末，饮茶还未能作为一种民族的、社会的习惯在藏区人民中形成。究其原因，主要便是物质条件尚未成熟。唐蕃双方时战时和的局面限制了藏汉经贸的开展。藏区不能获得足够的茶，当然难以让人民大众形成饮茶之习。五代和宋代中，开始实行“茶马互市”，以内地之茶交换藏区之马，茶叶开始较多的输入藏区。加上藏传佛教的兴起，这时藏区社会饮茶之习开始形成。但由于这时藏区部落纷立，交通不便，边境常有劫掠和动乱，输入的茶成本相应提高，一般藏族百姓，尚难以经常享用。十三世纪西藏纳入祖国版图后，藏区与内地的关系大大发展，藏汉经济、文化交流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国家划定专门为藏区生产茶叶的地区，制订了一整套严格的数量、质量、价格、贸易的法规，从而保障了藏区用茶，抑制了利用边茶贸易获取暴利的茶商，使输入藏区的茶叶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也保持在平民所能接受的消费水平内。这样就进一步促成了藏区饮茶习俗的发展，终于形成了不分男女老幼，贵贱僧俗，三餐必备，四时不离，“宁可一日不食，不可一日无茶”的饮茶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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